《天生的烦恼》

《天生的烦恼》是一本关于人类进化知识的科普书，作者从基因学的角度解释了人种问题，进一步解构了进化和社会体制、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文明的全新视角。

《天生的烦恼》作者

尼古拉斯·韦德，英国剑桥国王学院自然科学学士。曾担任《自然》杂志副主编，《科学》杂志记者，《纽约时报》编辑记者。热衷于人类进化方面的研究，曾经出版过三部这方面的著作，分别是《天生的烦恼》《黎明之前》和《信仰本能》，合称“人类进化三部曲”。

《天生的烦恼》核心内容

《天生的烦恼》作者认为，人类种族间的基因差异虽然很小，但不断的进化已经造成了智商、性情和社交能力上的巨大区别。一个种族能取得多大的发展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种族的基因成分。除此之外，社会体制的更替演化，甚至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都受到了进化选择的影响。

《天生的烦恼》，副标题是“基因、种族和人类历史”。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19万字，书中的精髓：人类现在仍然在不断进化，进化不仅造成了种族之间的区别，还影响了社会体制的演变，甚至改变了人类文明和历史的进程。

如果有人跟你说到进化论，你想到的可能就是猴子进化成人，怎么和社会体制、历史进程还扯上关系了呢？先听我给你打个比方，现在研究发现，现代人类真正的祖先，出现在20万年前的非洲。假如我们把这段时间浓缩成1小时，那么在前45分钟，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非洲小部落里，只是在最后一刻钟，才逐渐迁徙到了各个大陆。而发展出农业、开始定居的生活，是最后5分钟的事，而国家产生后的历史，还不到一分半钟。我这么类比是想说，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种系分离的时间其实很短，全人类的基因是非常相似的，根据精确测算，最多只有8%的区别。那这里就有个问题：既然基因上的区别这么小，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在文明成就上差距会那么大呢？

对这个问题，这本书就给出了解答。那就是，这些看似微小的基因差异，已经让人类在智商、性情和社交能力上有了很大区别。一个种族能取得多大的发展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种族的基因成分。本书的作者还进一步设想，社会体制的更替演化，甚至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都或多或少地被基因、进化这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左右着，颇有些“宿命论”的味道，这也是这本书为什么取名叫“天生的烦恼”。不过，因为这个话题多少有点敏感，很容易被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所以虽然讲生物进化的书有很多，但很少有书，敢直接用进化的观点讨论种族问题。所以大多数作者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就是一笔带过。但本书作者很勇敢，他直接挑战了这个科学禁区，不仅从进化的角度解释了人种问题，还进一步解构了进化和社会体制、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启发性。

人类进化有没有造成种族间的内在差异

下面我们就来说第一个重点：人类进化有没有造成种族间的内在差异。

按我们开篇打的那个比方，人类种系分离的时间很短，基因非常相似，如果这样说的话，种族差异应该不会太大。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人类现在是不是还在进化呢？
我们知道，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物种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会通过遗传来筛选基因，如果有个生物突变出了更适应环境的基因，那它的后代就能更好地生存下去。除非物种灭绝，这种进化是不间断的。那人类也是生物的一种，理论上进化也不会停止。这个问题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
然而，现在学界有一种观点却是，人类的进化在几千年前就停止了。现在人类的几个主要种族，虽然有一些生物特征上的差别，比如皮肤和毛发的颜色，但这些差别在文明开始前就已经固化了。而且几千年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放在进化的层面来说，还是太短暂了。所以这个观点认为，不同种族在行为习惯上的不同，完全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导致的。
但作者指出，这种观点其实是在自欺欺人，违背了科学精神。学者们之所以不愿意承认进化在持续，是因为生物进化程度必然会有地域性的差异。如果说人类进化没间断，就等于承认，不同民族进化的程度不一样。这个结论就很容易出问题了，因为历史上的种族主义者们，一直在为“种族有好有坏”寻找科学依据。他们认为，进化优越的种族，天生有统治权，而携带所谓“劣等基因”的民族，就没有生存的权利。
二战爆发前，欧洲有7万多名遗传病人被执行了死刑，二战期间更有600多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直到现在，一些国家的民族矛盾依然很尖锐。所以，一但在基因层面确立起“种族”的概念，就很可能被这些野心家利用起来，煽动种族主义的论调。
但科学研究发现，人类的进化明显就是没有中断的，而且进化速度可以很快。作者说，现在非洲裔美国人的祖先，是在16世纪到达美国的，但只经过了几代人的繁衍，他们的基因就适应了美国的环境。比如有一种抵抗疟疾的基因突变，原本在非洲人中很普遍，但它突变的频率，在今天的非裔美国人体内越来越低，因为美国没有疟疾，不需要这些突变。相反，抵抗流行性感冒的基因，它突变的频率，变得越来越普遍。这说明在最近的几百年里，自然选择还在发挥作用，非裔美国人的进化并没有停下来。
另外，进化也确实表现出了很强的地域性。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团队，最近用一种叫“DNA 芯片”的装置，研究了人类基因的分布情况。结果发现，欧洲90%以上的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不超过700公里的范围里，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是在出生地找对象、生育后代，然后一直生活到死亡。这说明历史上，基因并不能大范围地交流，地理上相隔比较远的人群，就会各自积累不同的基因突变。那么，那些对生存有益的突变，经过日积月累，频率就会变高，久而久之，不同人群的特征区别就会越来越大。
比如说，在我们大多数人体内，用来分解乳糖的酶，在我们断奶后就会消失。因为农业社会的婴儿一旦过了哺乳期，就很少能接触到奶制品，也就不需要这种酶了。但在五千年前，中欧出现了一个游牧文明，这些人学会了养牛，经常喝生牛奶，对这些民族来说，能吸收牛奶里的乳糖，就会带来很大的生存优势。所以经过自然选择，现在几乎所有的荷兰人和瑞典人，都有这种分解乳糖的能力。研究还发现，离这些游牧文化中心越远，这种基因突变就越弱。
此外，还有一个我们可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就是进化影响了不同民族的智商发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犹太人，这个民族虽然人口很少，却产生了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和杰出的人才。智商测试发现，德系犹太人的平均智商是全球最高的，每一千个犹太人里，就有23个人的智商在140以上，这个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6倍。研究发现，他们的基因中有一系列特殊的突变，会让神经元产生更多的网络，但同时也会导致某些遗传病，这和犹太人的生理特征非常吻合。那么，为什么德系犹太人，比当地的欧洲人智商高这么多呢？
研究团队发现，历史上，犹太人流落到欧洲后，普遍受到歧视，很难进入上流社会，所以逐渐形成了从事贸易行业的传统。因为古代的数学工具比较原始，经商放贷所需要的计算利息、拟制合同，属于相当高端的技能，对智力的要求很高，这就对犹太人产生了很强的进化压力。在当时，9成的欧洲人都是文盲，但同时期的犹太人，基本上人人都会读书写字。与此同时，犹太教义反对教外通婚，犹太人的基因交流，被限定在了本民族内，和高智力相关的基因就以很快的速度累积了起来。就这样，那些智商低下、不愿意读书识字的犹太人，一代又一代地从社会中剔除出去，只用了五百年时间，大概20代人的进化，德系犹太人的平均智商，就比当地欧洲人高出了16分。
不过作者也再次强调，对一个种族的成就而言，基因虽然会造成一定影响，但远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算是证明了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更聪明，又能怎么样呢？犹太社会并不比欧洲更先进，在文明的影响力上更是差得远。相反，我们对人类进化的研究越全面深入，就越能发现优势基因和缺陷基因时刻并存。并没有一个种族，能在任何环境下都保持所谓绝对的进化优势，所以，我们研究种族之间的进化差别，不仅不会助长种族主义，反而有助于破除种族主义的伪科学。
好，回答一下我们这部分的问题，进化到底有没有造成种族之间的差异？作者说，从基因的角度看，人类不仅一直在进化，而且的的确确表现出了种族差异。这些差异不仅来自于我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来自我们面临的社会环境，这是人类进化和动物进化最大的区别。

既然社会能促进我们的进化，进化能不能反过来影响社会形态呢

那么，既然社会能促进我们的进化，进化能不能反过来影响社会形态呢？这就是本书讲的第二个重点，遗传和进化影响着社会体制的演进。
一个国家发展得快不快，有人会说取决于它的体制好不好。而我们一谈到社会体制，都觉得它属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范畴，体现的是人类的社会属性，和基因、进化这些生物属性没什么关系。
但作者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人类的遗传和进化，不仅有生物属性，也包含了社会属性，基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社会体制的演进。因为从本质上讲，形成社会体制的根源，是人类本能的社会行为。比如开展商业贸易，不管是简单的以物易物，还是复杂一点的债务抵押，出发点都是人类“交换互利”的本能。不过，我们如果纵向比较就会发现，我们和自己的祖先，在本能的社会行为上其实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和社会体制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作者为我们总结了三种变化，下面我们就来挨个说说。
第一种变化是暴力倾向的减弱。越是在先进的社会，人们越需要学会和平共处，一起从事生产和生活，而不是好勇斗狠。按照发展的先后顺序，在过去20万年里，人类经历了“狩猎——采集”社会、部落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人作为一种动物，暴力的本能在不断弱化。和原始人相比，现代人的骨骼变得越来越薄，而且下颚也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容纳不下所有的牙齿，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要把智齿拔掉。
人类学家认为，我们之所以失去祖先那种粗壮的骨骼和有力的下颚，是因为暴力不能再带来生存上的优势了，那些好斗分子，不是被处死了就是被流放了。而那些善于团结协作的人会变得更富裕，能留下更多的后代。统计显示，英国男性的谋杀率从12世纪的0.3%降低到了16世纪的0.1%，在18世纪，进一步降低到了0.01%。而在一些原始部落里，比如巴拉圭的阿奇部落，这个比例高达1.5%。
如果表现在基因上，科学家也发现了一种和暴力有关的基因，它的作用是清除人体内多余的神经递质。一旦它发生异常，那累积起来的神经递质就会扰乱神经元，让人表现得暴躁易怒。研究发现，有5%的美国黑人存在这种基因异常，而在美国白人中这个比例只有0.1%。但同时作者也谨慎地强调，这项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控制暴力性的基因其实还有很多，不能仅凭其中一个基因，就去说某个种族更暴力。
第二种变化是合作意识，社会越先进，人们的合作意识越强。你看，最初的原始人和动物一样，经常为了抢夺食物自相残杀，也就谈不上什么合作。进入“狩猎——采集”社会之后，人们需要猎杀大型动物，保卫自己的领地，合作就变得重要起来了。这样的社会持续了18.5万年，直到一万五千年前，人类逐渐开始定居，进入了部落社会，这要求人们更加紧密地合作，才能从事农业生产、宗教活动和战争。而到了后来，大多数的法律和道德观念都在告诉人们，要成为实现共同理想的一分子，这就更需要合作意识了。
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一岁半的小孩，看到一个陌生的大人，因为手里捧着东西没办法开门，他会马上试着提供帮助。如果发现大人丢了东西，刚满一周岁的小孩子，就懂得帮忙指出来。这种意识显然不是后天学习来的，只能用遗传来解释，说明人类从一出生，就有融入一个小集体的愿望，然后通过集体的意志来达到目标。而一旦我们不被身边的人认可，就会不自觉地感到难堪，脸颊也会变红。因此，与他人合作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天性，而且，社会发展程度越高，人的合作意识就越强。
第三种变化是“信任半径”，也就是对陌生人的信任范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信任半径越来越大了。
医学家发现，人体内有一种叫“催产素”的神经荷尔蒙，它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所以又叫“信任荷尔蒙”。因此，我们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不完全取决于人生阅历，也和体内的激素有关。有趣的是，在越先进的社会，人们的信任半径就越大。作者认为，这一定和我们体内控制催产素的基因存在某种联系。在狩猎——采集社会里，人们只信任自己的家人，对家庭以外的人就怀有敌意。进化到部落社会后，人们的信任半径局限在自己的部落里。这些部落通过血缘团结在一起，每个成员一旦遇到任何问题，也只能向部落求助。
现在，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更乐意和陌生人交朋友，这样就能在更大的范围里劳动和生活。而这样的国家，都在很早以前就脱离了部落社会，进入了封建时代。作者在这里拿中国举了个例子，中国从黄河流域发现的半坡文化，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部落社会持续了至少七千年。秦朝通过郡县制管理人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原先的六国贵族，和他们所代表的部落宗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人已经在基因上，摆脱了部落对人际交往的局限性。所以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能够迅速地适应现代社会制度，发展出繁荣的经济和文化。
但相比之下，非洲的现代化之路就显得很坎坷。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很穷，即使这些国家资源丰富，每年都接受大笔的国际援助，发展也依然很缓慢。有人认为这是殖民主义的恶果，但作者觉得，你想想看，欧洲人撤出非洲也有半个世纪了，同样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非洲各国还是贫穷落后的老样子。
作者认为，这些国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缺乏现代国家包容性的社会体制，这很可能和非洲人的信任半径小有关。非洲在历史上一直停留在部落社会，没有进入过封建时代。对他们来讲，部落之外的人是不能信任的，小孩子从小就听父母说，自己的部落总是对的，酋长比国家总统更靠谱。所以就算这个小孩当上政府官员，也会首先想着以权谋私，为他的家族和部落牟利。这一切都导致了权力垄断和政治腐败，和中国春秋时期的部落制诸侯国很像。而信任半径和基因相关联，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很难改变。
当然，和文化的巨大推动力相比，基因对体制演化的影响要小得多。如果把一个出生在非洲部落的婴儿，带入现代社会培养长大，那这个婴儿就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变成一个现代人，先天的基因，不会对他融入现代社会产生太大障碍。但如果基因上这种微小的影响，作用于整个民族，效果就会被放大。因此，一个非洲人在文化的影响下，可以顺利地变成现代人；而一个落后的非洲民族，却很难移植先进的社会制度，起决定作用的，很可能就是控制暴力性、合作意识、信任半径的某些基因。
总结一下这部分的内容，按照作者的观点，影响社会体制的演化的，除了文化这个决定性因素，人类本能行为的改变，也发挥了作用。慢慢缓和的性情、强烈的合作意识和不断扩大的信任半径，让人类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进而推动了社会体制的更迭。在这个过程中，从部落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特别关键。作者说，其实在历史上，只有古代欧洲人和中国人转变得比较彻底，形成了强大的帝国和延续的文明，为后来更深刻的社会变革做好了准备。

“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什么呢？

这个“更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人类进入近代社会的标志，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为什么它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呢？这个问题有很多有争议的学说。有制度变化说，认为英国民主的开始、市场竞争的发展、专利制度的出现等等，催生了工业革命。还有启蒙运动说，认为科技的发展和融资渠道的便利，为产业革命铺平了道路。但是还没有一种学说认为，工业革命和人口进化这个因素有关。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最后一个重点，工业革命史中蕴藏的遗传奥秘。
作者在这里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那就是工业革命发生在近代并不是偶然，而是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他说，一个国家要想进入工业社会，先要完成两个转变。首先，这个国家的体制，必须先从部落社会升级到封建社会，这个肯定不用多说了；其次，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要能克服人类本能里的那些暴力、短视和冲动的倾向，成为合格的劳动者。要达到这个标准，作者认为得靠进化。
但关键就在于人的进化，这是个特别漫长的过程，贯穿了工业革命发生前，人类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作者认为，促成劳动者不断进化的压力，其实来自于饥饿。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历史上，即使是比较富裕的欧洲人和中国人，其实一直都挣扎在温饱线上。就算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朝代，除了极少数的贵族，其他人基本上都食不果腹。17世纪末，欧洲有一位叫马尔萨斯的神父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每次农业大丰收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孩子出生，那更多的人又消耗了更多的粮食，进入下一代后，每个人就又回了到了缺吃少穿的状态，和祖辈没什么区别。因为饥饿，好不容易增加的人口又减少了。这个无限循环，就叫做“马尔萨斯陷阱”。
在这个“马尔萨斯陷阱”里，人面临的生存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人哪怕是有一点点超越常人的优点，都会让他变得富有，能抚养更多的孩子，甚至能进入上流社会。那富人的后代就会淘汰掉穷人的孩子，那些有助于积累财富的基因，就会遗传下来。特别是在古代中国，如果一个人出身低微，但是聪明勤奋，他就可以通过参加科举来改变命运。在明清这两个朝代里，职位最高的官员有三分之一来自平民。这些优秀的人能在一夜之间，从社会底层晋升到上层，有了高官厚禄，也有了更多后代。但是上层社会的容量是有限的，他们大部分的后代又会因为各种原因，回到社会底层，与此同时，也把上流社会的优秀基因，在底层传播开来。
就这样，经过几十代人的循环，后来的农民和他们的祖先相比，开始表现得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说，他们进化出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合格劳动者的一些必备素质。都有什么素质呢？作者认为有三个。

首先是暴力性减少。前面我们说过，人类的性情在进化中不断地缓和，在过去的20世纪，人类因为战争造成的死亡率达到了历史新低，而这期间还包括了2次世界大战。在两千年前，这个死亡率是现在的5倍。

其次是学习能力变强。在16世纪到18世纪这两百年间，英国男性的文盲率从7成降到了4成，和犹太人一样。这个逐步降低的文盲率，表明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开始经商或者从事手工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习惯“延迟满足”。这其实是个心理学概念，指的是一个人，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拒绝了眼前的享受，也就是“先吃苦，后享福”。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著名的试验，你可能也听说过。给一批小孩子提供两个选择，要么现在得到1个棉花糖，要么在15分钟后得到2个。那些选择等待2个棉花糖的小孩，长大后考试成绩更好，社交能力也更强。作者认为，延迟满足其实违背了我们的动物本能，人类只有通过长时间的进化，才能具备这种意识。

在14世纪的时候，英国市场上的借贷利息率高得吓人，在10%左右，基本都是高利贷，但到了18世纪，利息率降到了3%。作者觉得，这表明英国人开始变得更有耐心，不再肆意挥霍，也更愿意存钱，更容易变富有。

就这样，经过“马尔萨斯陷阱”一千多年的残酷洗礼，英国人逐渐从粗暴的农民，进化成了现代劳动力。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中国农民也完整地经历了这个过程，在基因上也具备了孕育工业革命的条件，为什么工业革命没在中国首先爆发？对这个问题，作者也给出了两个特别的解释。

首先是地缘环境。自从10世纪以后，欧洲文明的核心区域，就没受到过外来入侵的威胁。所以，欧洲人对大一统的帝国其实没有特别的需求，各个小国家相对独立地斗争和发展，和中国战国时代一样，逐渐促成了科学文化的复兴。但中华文明始终都处在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需要强大的帝国来保证文明延续。这样做的负面影响，就是压抑的集权统治。如果有人敢挑战权威，提出创新意见，大概率都会被皇帝铲除掉。这导致学术发展缺乏宽松的环境，最终被西方甩在了后面。

其次是社会行为。在“马尔萨斯陷阱”里，欧洲人进入上层社会的主要方式，是开展商业贸易和探险活动，经过阶层的流动进化，冒险和创新的基因越来越普遍。但中国封建王朝重农抑商，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进入上层社会的主要通道。在八股取士制度下，筛选出来的都是记忆力好、智商高但忠心耿耿的人，一代代传承下来，整个中国社会就越来越保守，科学技术的发展缺少空间，遗憾地丢掉了进入现代社会的先机。

总结

说到这儿，本期音频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说到了人类的进化问题，作者指出，最近的几千年来，人类的进化一直在进行，并且不同民族间，确实存在基因差异。但这并不是肯定种族主义，人种之间没有优劣之分，科学发现不能被政治观点左右。

然后我们讨论了遗传和社会体制的关系。作者认为，人类为了适应选择压力，不断改善着体内的基因，进而改变着本能的社会行为。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体制的演进。

最后，我们说了工业革命史中蕴藏的遗传奥秘。作者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近代欧洲发端，原因是欧洲和中国的农业人口，在经历了“马尔萨斯陷阱”的洗礼后，基因上发生了质的改变，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欧洲的体制更加开放多元，所以才有了近代西方的崛起。

以上就是《天生的烦恼》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想在最后提醒下，书里说到的进化对人类基因的改变，以及它对社会行为的影响，都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但是涉及到社会体制的演化和比较，还有工业革命史中的遗传观点，属于作者的一家之言。但我们可以顺着作者的思路，对人类的未来做一下小小的设想：随着世界上各个民族间的沟通交流程度不断加深，隔阂一定会越来越少，进化压力更趋向一致，那么在未来，理想中的世界大同很可能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