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

明代宦官 ，明代宦官在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开始崛起，渗透到政治、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他们在立场和观念上和儒家士大夫存在矛盾，由此引发了冲突。明代宦官做事只重实效，不顾道德，这反而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明代宦官 关于作者

蔡石山，1940年生于台湾嘉义，美国俄勒冈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交通大学讲座教授。曾分别执教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柏克莱分校；曾任美国阿肯色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为享誉国际的历史学者。1996年至l998年获沃尔顿基金（Walton Family Grant）以从事中国明代史研究工作。 著作有《西洋史学史》《一个宦官的传奇经历：郑和的一生》《明代的女人》等。

明代宦官 关于本书

《明代宦官》是蔡石山对明代宦官问题进行研究的最新著作。他广泛取材，试图向读者说明，明代宦官怎样成为文官和武将之外的第三个治理集团，又为何会与士大夫产生冲突，以及明代宦官为何会不自觉地成为距离工业革命最近的群体。

明代宦官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要给你讲的这本书叫《明代宦官》，这是一本新书，作者是蔡石山先生，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先后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和阿肯色大学，这本书是他对明代宦官问题进行研究的最新著作。

你大概会说，宦官有什么好研究的呢？不就是在皇宫里面，伺候皇上一家饮食起居的人吗？至于明代宦官，那就更没什么新鲜的了，他们是各种影视片里的常客。类似《新龙门客栈》这样的电影里面，经常出现说话阴阳怪气的公公们。而且只要这帮人一出现，那一准没好事。他们聚在一起，不是残害忠良，就是鱼肉百姓。明代宦官的典型代表大概就要数“九千岁”魏忠贤了，他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不知害死了多少人。这么一群道德败坏的人，有什么了解的价值呢？

今天这本书，却为我们展现了明代宦官的另一面。在作者看来，如果摆脱道德化的视角，重新看待明代宦官，就会发现他们独特的功能和意义。比如说，明代宦官是除了文官和武将之外的第三个治理集团，担负起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职能。明代宦官和士大夫遵循着两种做事的逻辑，宦官经常能做到士大夫做不到的事，这成为双方发生冲突的根源。作者甚至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明代宦官是当时距离工业革命最近的一批人。在他们和儒家士大夫的斗争中，暗含着现代文明的曙光。这些观点你可能觉得很新鲜，我刚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也和你是一样的感受。作者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拥有长期在海外讲学的经历，能够跳出传统中国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明代宦官这个独特的群体。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为你解读作者的观点：第一，明代宦官怎么就变成了文官和武将之外的第三个治理集团？第二，明代宦官和士大夫是怎样产生冲突的？第三，为什么说明代宦官和儒家士大夫的冲突里面，暗含着现代文明的曙光？

明代宦官 第一部分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说明代宦官是文官和武将之外的第三个治理集团，这个该怎么理解呢？这要通过对比才能看清楚。

在明朝以前，哪怕是在宦官势力强大的东汉和唐朝，宦官的活动范围也局限在皇宫里。东汉末年发生过“十常侍乱政”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也被写进了《三国演义》。当时有十个位高权重的宦官，被称为“十常侍”。十常侍想要杀掉大将军何进，他们在皇宫外根本没有势力，就只好假传太后的旨意，把何进骗进宫来才动手。但是到了明朝，宦官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在宫里，他们还担负起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的职能。比如率领船队下西洋的郑和，就是一位宦官。他在下西洋这件事中的角色，既是军队的统帅，又是国家的外交官。有意思的是，在明朝刚刚建国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特别警惕，曾经下令，禁止宦官读书识字，还在皇宫门口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令者斩。这里的“内臣”说的就是宦官。那问题就来了，朱元璋对宦官这么提防，为什么宦官后来承担起了那么多角色呢？这就要从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说起了。

我们知道，朱棣是通过造反上位的。他本来是驻守北部边疆的燕王，后来发动兵变，率军南下，夺取了皇位。朱棣的王府里有好几位能干的宦官，在战争期间从事情报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郑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朱棣能够夺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朝廷里有内应。朝廷上的官员受到儒家忠君观念的影响，不大可能做内应，宦官们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看到朱棣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就私下和朱棣联系，暗中传递朝廷的最新动向。朱棣即位以后，为了投桃报李，开始重用宦官。当然，朱棣作为一代帝王，不可能仅仅出于感激，就打破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他的这种做法，背后还有更深的政治目的，那就是用宦官去防范和压制文武百官。

你想，朱棣通过造反登上皇位，朝廷上当然有人不服，所以朱棣登基以后，就对反对派大臣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可是杀归杀，幸存下来的大臣们，他们心里会不会有怨言呢？这一点朱棣心里可没谱，毕竟皇帝都是以猜疑为天职的。于是，朱棣为了提防大臣，就开始重用宦官。那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太监去做监军。

当时朱棣刚刚即位，全国人心不稳，他就派出几员大将，去接管边境地区的军权。他对这些大将不太放心，就又派出几名心腹宦官，跟过去监视他们，这就是宦官监军的开端。后来，朱棣从京城的军队里挑选出14万精兵，组成了一支精锐部队，叫作“十二团营”。统领十二团营的，居然是宫里的宦官。于是，宦官监军渐渐变成了正式的制度，宦官系统的最高权力机构司礼监，也渐渐取代了原来的兵部，成为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到了明朝第九位皇帝也就是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兵部的最高长官，兵部尚书马文升，客客气气地去拜访司礼监的最高长官，也就是掌印太监李荣，想和他商量一起去检阅部队的事。结果李荣那天大概是心情不好，拒绝见他，马文升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你看，这件事说明，司礼监压过兵部一头，成了最高军事决策机关。

除了让宦官监军，明成祖朱棣还有一项制度创举，那就是设置了东厂。东厂是一个特务机构，由宦官进行管理，专门负责监视文武百官，以及一般百姓。请注意，东厂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监视锦衣卫。

锦衣卫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它也是一个特务机关，是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朱棣觉得锦衣卫在皇宫外面办公，他们平时都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对自己绝对忠诚，都不好判断，于是他又设立了东厂，派宦官去做东厂的首领。这是因为他觉得，宦官是自己身边的人，用起来最放心。东厂位于今天北京的东安门附近，大堂的入口处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四个字：“朝廷心腹”，大堂上还供奉着南宋名将岳飞。这些都特别能反映东厂的本质：充当皇帝的心腹，对皇帝个人效忠。东厂的管辖范围很广，大到军事将领们的不轨企图，小到老百姓对于朝廷的私下议论，他们统统要管。

明朝末年的魏忠贤就是东厂的首领，在他的领导下，东厂的权力登峰造极。魏忠贤利用东厂，不断对士大夫进行政治迫害，还加强了对民间的监管。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房间里喝酒，一个人喝醉了，就开始大骂魏忠贤，其他三个还比较清醒，静静地看着他骂，不敢出声。那人还没骂完，东厂的人就破门而入，把他们四个带去见魏忠贤。大骂魏忠贤的那个被当场处死，其他三个人却拿到了赏赐，但他们早已被吓得魂不附体。

你看，明朝皇帝利用宦官控制住了军队，也控制住了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对皇帝来说，宦官是最忠诚的奴仆，所以明朝皇帝又逐渐派宦官去干别的活，比如在经济活动中担任职业经理人。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宦官和职业经理人，这两种身份看上去完全不搭界啊，但明代宦官真的干过这活，比如替皇帝打理皇庄。皇庄就是皇室成员的私家庄园，这里说的皇室成员可不止是皇帝，还有皇子和各地的藩王。皇庄由宦官负责打理，比如嘉靖皇帝在湖北安陆府就拥有规模巨大的皇庄，这片皇庄包含了36个村子，还有两个大湖，总面积达到了一万多顷。安陆皇庄的管理者就是宦官。

除了打理皇庄，宦官还经常替皇帝打理别的财源。我们经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工商业当然比农业要挣钱，这一点明朝的皇帝其实很清楚。在当时，挣钱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开矿，尤其是金矿、银矿，那开采出来就是钱啊。明朝的皇帝们不仅喜欢开矿，还主要派宦官去负责开矿，这些宦官被称为“矿监”。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派宦官去开矿，所得的收入大部分属于皇帝个人，不会被政府拿走。比如万历年间有一个名叫陈增的宦官，长期在山东地区采矿。他在当地受到官员和民众的抵制，因为他如果判断老百姓的房子和土地下面藏着矿产，就会对老百姓说：你家里有矿啊，然后强迫老百姓搬走。于是，山东的官员经常向皇帝上奏折告他的状，但是万历皇帝从来只当没看到，因为陈增是在替他赚钱。

除了开矿，宦官们还致力于发展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长江下游的苏州和松江一带的纺织业。明朝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不少纺织工场，并且雇佣了一万多名工人来做工。负责管理这些工人的也是宦官。宦官为了讨皇上开心，也为了给自己捞油水，当然是变着法子提高产量，拓展销路。苏州、松江一带的纺织品不仅行销国内，也成为大宗出口产品，为国家创汇。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口碑很好，叫作《大明王朝1566》，里面有一个叫杨金水的宦官，就是江南纺织业的职业经理人。为了创收，他还亲自出面，和外国商人谈判，争取外贸订单。杨金水这个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类似他这样的人，在明代历史上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前面我已经为你讲了，明代宦官在军事上担任监军，在政治上担任特务，在经济上担任职业经理人，成为除了文官和武将之外的第三个治理集团。这个集团和儒家士大夫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所以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看见东厂的公公在迫害朝廷的忠良。在类似这样的故事里，宦官永远是反派，士大夫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不过，今天这本书的作者却指出，明代宦官除了少部分人，大多数都奉公守法。他们和士大夫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源于道德上的高低，而是源于做事逻辑上的差别。下面我就带你看看，这种差别究竟怎样导致了宦官和士大夫之间的冲突。

明代宦官 第二部分

所谓做事逻辑上的差别，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宦官是皇帝的代理人，不受部门政治的影响，做事也只看效果，士大夫内部却存在盘根错节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做事还受到儒家道德观念的限制。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我给你讲两个故事，你就明白了。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治理黄河。在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期间，黄河决堤，水淹千里。皇帝朱佑樘先是派工部侍郎陈政去把河堤封住，结果陈政还没完成任务，就死在了任上。皇帝就又派了一个叫刘大夏的官员去治理黄河，这个刘大夏一向以为人正直而出名，还做过一件影响后世的大事。你可能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明朝有个官员认为郑和下西洋劳民伤财，就一把火把郑和的航海文件给烧掉了，我看你还怎么下西洋。这件事就是刘大夏干的。刘大夏看到黄河水患这么严重，心里很着急，赶紧动员各种资源，抢修河堤，援救灾民。问题是，他的政治影响力很有限，根本没法把各个部门的人团结在一起，去完成救灾的任务。皇帝看到这种局面，决定任命一个叫李兴的宦官去担任抗洪抢险的总指挥。这位李兴代表的是皇帝的权威，他来了以后，抗洪团队立刻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李兴直接从皇帝那里要了两万两白银的经费，朝廷还投入了12万的工人，并且调拨了河南和山东一带的粮食，用于赈灾。在李兴的统一指挥下，这次洪灾很快得到缓解，受灾的百姓对李兴这个宦官非常感激，甚至把他视为再生父母。

你看，遇上这些自然灾害，士大夫不好使，还是宦官比较给力，这是因为宦官直接代表皇帝，只对皇帝个人负责，可以打破各种部门利益。士大夫内部却存在盘根错节的部门利益，尤其是那些地方官，他们往往要照顾地方利益，为地方说话。所以遇上急事的时候，皇帝总喜欢派宦官去解决问题。宦官一来，根本不会搭理士大夫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总之一句话，我是代表皇上来的，你们看着办吧。要是士大夫肯合作，双方说不定还能一起把事情做成。要是士大夫不肯合作，那就会和宦官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宦官背后的皇权，与官员内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宦官是皇帝的得力工具，自然也要为皇帝背锅。士大夫不敢公开反对皇帝，就只能拿宦官泄愤，于是士大夫和宦官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炼钢的故事。万历年间有一个叫陈奉的宦官，担任矿监，替万历去采矿。他除了采矿，还对一项事业特别着迷，那就是冶炼高碳钢。当时，中国的工匠们已经知道，把特定数量的碳粉与铁混合，能够提高钢铁的硬度。陈奉当时制定了一项生产计划，想要大批量生产高碳钢，但他做事特别鲁莽，为了讨好主子万历皇帝，曾经挖开唐朝宰相李林甫夫人的墓穴，去寻找黄金，结果受到了御史的弹劾。加上陈奉在寻找矿石的过程中，经常和老百姓发生冲突，比如损坏老百姓的农田和墓地，这在儒家士大夫看来，是难以饶恕的恶行。于是，士大夫们想方设法阻挠陈奉的开矿和炼钢事业，陈奉在任只有两年，就被召回了京城，他的理想和计划也就此终结了。

这个故事比前一个更为深刻。士大夫弹劾陈奉的主要原因，是他破坏农田，影响生产，还毁坏人家的墓地。这些在宦官看来，都是为了达到目的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把事做成是第一位的。毕竟，宦官没有受过儒家道德的太多熏陶，没什么心理包袱。但这些事在儒家看来，都是滔天大罪。因为儒家一来讲究民无恒产，则无恒心，要保护好老百姓的固定资产，二来讲究尊敬祖宗，现在你来挖人家祖坟，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暴行。这种观念上的对立，也是宦官和士大夫产生矛盾的原因所在。

总之，明代宦官和儒家士大夫经常发生冲突，这本质上是源于双方在做事逻辑上的差别。所谓做事逻辑，一是双方代表的力量不同，宦官直接代表皇帝，士大夫代表的却是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二是双方的观念不同，宦官做事没什么道德包袱，只管把事做成。儒家士大夫却喜欢用道德尺度来丈量万物，在他们看来，宦官的行为简直如同禽兽，不能容忍。于是，宦官和士大夫的冲突也就难以避免地发生了。不过，知道了这种冲突是如何发生的，那认识还不够深刻。明代宦官和士大夫的冲突里面，还暗含了现代文明的曙光。这又该怎样理解呢？接下来我就带你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代宦官 第三部分

刚才我说到，宦官做事不讲道德，只看实际效果。所谓实际效果，一是向皇上交差，二是给自己捞油水。你可能觉得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甚至有点缺德。不过，你可别忘了，现代文明就是在自私自利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所谓现代文明，根本基础在于工业化。说到工业化，就要说到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发生的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蒸汽机为什么会被发明出来呢？是因为工厂主们希望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满足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赚到更多的钱，于是希望拥有一种产生动力的机械，来取代人力。有了需求才有发明，才有发明的大规模应用，蒸汽机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

其实不止是蒸汽机，在工业革命的起源地也就是英国，一切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都是源于人的自私自利。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差不多是和工业革命同时代的人，他有一段名言，可以看成是对那个时代的总结。这段话你可能听过，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的晚餐并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利益的打算。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主动给我们好处，而只能说我们会给他们带来好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别人为我们提供商品，不是出于对我们的同情，而是想为他们自己赚钱。一切社会财富，都是这么制造出来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去看宦官和士大夫的矛盾，就可以看出更多的内涵。宦官做事没那么多思想包袱，注重实效，这反而使他们不自觉地走到了时代的最前沿。比如前面提到的宦官陈奉，他对采矿和炼钢都很感兴趣，但因为他破坏农田和墓地的行为，遭到士大夫的弹劾，最终中止了计划。

今天这本书的作者就指出，如果陈奉能够完全自主地投身到炼钢事业中去，中国说不定在明朝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贝塞麦这样的人物。贝塞麦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位工程师，他发明了转炉炼钢法，这被公认为是现代炼钢法的开端。作者还认为，陈奉破坏农田和墓地的行为，用当时的道德来衡量，当然是极其恶劣的，但如果明朝时的中国社会能够知道发展工业带来的好处，就会认为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在欧洲工业化的历史上，破坏农田，迁移墓地，都是再常见不过的现象了。

你看，历史真是特别奇妙，过去常常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宦官，居然是离现代文明最近的一批人。站在宦官对立面的儒家士大夫，他们的形象也相应变得复杂起来。在当时，他们为民做主，弹劾宦官，这在道德上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在传统观念里，夺人土地，挖人祖坟，你还有理了？但在客观上，他们的行为却扑灭了工业化的星星之火。儒家的道德，本质上是农业社会的行为规范，其中的很多清规戒律，都与农业社会的生产条件相适应。比如儒家鼓励节俭，反对浪费，这是因为农业社会生产率很低，对环境的依赖程度又很高，总得存点余粮，防范灾年吧？再比如儒家提倡孝道，注重家庭，这是因为农业社会是定居社会，一个大家族长期住在一起，可以互相帮助，那当然看重亲情。但是，工业化就是要改变农业社会的许多传统。比如工业化就是要鼓励人们去消费，这样才能拉动工业的增长。工业化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家庭关系，让农村里的青壮年进城打工，成为工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骨肉亲情在这个时候只能降为次要了。工业化能够给人类带来文明和财富，但工业化的过程就是这么残酷。

这些道理，明代的士大夫当然不可能理解。他们所奉行的儒家道德，无形中成为工业化的阻碍。而宦官做事没有道德包袱，只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不自觉地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从这种意义上讲，明代宦官和儒家士大夫之间的冲突，已经孕育着现代文明的曙光。但是，古代中国的史书毕竟是儒家士大夫书写的，在他们笔下，明代宦官几乎变成了妖魔鬼怪。关于明代宦官的真实面目，还有待后人去进一步发掘。

明代宦官 总结

好的，这本书就为你讲到这里，下面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明代宦官是除了文官和武将以外的第三个治理集团，他们除了在宫廷中侍奉皇帝，还在军事上担任监军，在政治上充当特务，在经济上担任职业经理人。这背后的偶然原因是明成祖朱棣出于对文武百官的不信任，打破了朱元璋留下的老规矩，开始重用宦官，根本原因则是宦官是皇帝最忠诚的奴仆，皇帝重用他们，可以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第二，明代宦官和儒家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不是由于双方道德品质的高下，而是由于做事逻辑的差异。宦官只对皇帝个人负责，同时没有道德包袱。儒家士大夫的背后却存在盘根错节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同时还受到儒家道德的制约。这种做事逻辑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经常爆发冲突。

第三，明代宦官和儒家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中，还孕育着现代文明的曙光。宦官做事自私自利，没有道德包袱，这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儒家士大夫喜欢用基于农业社会的儒家道德丈量一切，这导致他们反而经常成为工业化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