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读书笔记圣经与利剑 ，这本书的侧重点放在了探讨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为什么能够获得英国的帮助。塔奇曼通过梳理英国人和犹太人两千多年来的交往史，发现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文化层面的，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同化了英国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英国人愿意帮助他们；另一条是政治层面的，英国人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做法，符合英国人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不易察觉的文化动机，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动机，对应的就是书名里的“圣经”与“利剑”。这两种动力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帮助以色列成功建国的那股“看不见的力量”。
圣经与利剑 关于作者
巴巴拉·塔奇曼，美国著名作家，非虚构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两次获得普利策奖，被誉为“当代修昔底德”。
圣经与利剑 关于本书
《圣经与利剑》是塔奇曼的早期作品，讲的是以色列的建国史。本书眼光独到，塔奇曼没有像常见的同类作品那样，描写以色列建国的整个过程，而是把关注点投向了更久远的历史。她从远古的青铜时代，一路写到1917年英国发布《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并且探究了这一切背后的深层原因。所以，确切地说，这本书应该算是以色列建国史的“前传”。
圣经与利剑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要为你解读的书是《圣经与利剑》。
本书的作者，是美国20世纪公认的非虚构写作的第一人——巴巴拉·塔奇曼。
她出身名门，虽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却爱好历史写作，还写得非常好，尤其擅长以文学手法讲历史故事，把枯燥的历史写得栩栩如生，比小说还好看。1962年和1971年，她凭借《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这两部作品，两次获得了普利策奖的非虚构写作奖项。
本期要讲的《圣经与利剑》，是塔奇曼的早期作品，讲的是以色列的建国史。
一般我们谈到以色列建国，都会想到1948年，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随即以色列国建立。但事实上，以色列建国并不是从这一年才开始的。随着19世纪欧洲反犹主义的盛行，犹太人开始提出自己的建国构想，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是以色列建国的精神源头。在当时，英国是所有欧洲列强里对犹太人最友善的，而且在犹太人筹划建国的重要关头，他们还提供了一个关键支持。
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给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副主席罗斯柴尔德爵士写了一封信，宣称英国政府支持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本书的叙述就终止于《贝尔福宣言》，堪称一部以色列建国史的“前传”。
为什么《贝尔福宣言》这么值得我们重视呢？
你想啊，英国是当时世界头号列强，英国的这个表态等于在犹太人的建国之路上，给了他们一个最大的推动力。
得到App的罗胖老师读完这本书，写了一句感悟：“原来每一个成功旁边，都有一种你自己看不见的力量。”对于犹太人来说，英国人的力挺，不就是这种“看不见的力量”吗？
那么这个“看不见的力量”，是怎么产生的呢？或者说，英国人为什么要帮犹太人呢？一般的书上都说，是因为英国当时在一战中财政紧张，所以支持犹太人，希望获得犹太人经济上的回报。
但是看过塔奇曼这本书，你会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塔奇曼梳理了英国人和犹太人两千多年来的种种交集，试图从中找出一个原因来解释，而她的结论就是书名里的两个主题词：“圣经”和“利剑”。“圣经”，指的是英国人在精神、情感、伦理、宗教这些方面，都能跟犹太人产生共鸣，从而对犹太人生出一种共情，甚至愧疚的情感，所以他们从主观情感上，愿意帮助犹太人；“利剑”，指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战略，在这个战略体系里，英国需要巴勒斯坦，需要犹太人的帮助，这也就从客观形势上决定了，他们需要跟犹太人靠近。
下面我们就围绕这两个主题词，分三个部分，来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要探讨的是，英国支持犹太人的文化层面的动机。我们从塔奇曼的叙述中提炼出了三个原因，分别是：英国人与犹太人相似的民族命运，基督教对英国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还有英译版《圣经》的问世帮助英国实现了文化上的独立。
第二部分要探讨的是，英国支持犹太人的政治层面的动机。这种动机，从18-19世纪英国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种种作为中都能体现出来：起先英国为了平衡战略，对中东采取了多次军事干预， 到19世纪后期，英国为了保障航运利益，对中东格局进行了重新筹划，而这又把英国的战略构架跟犹太人的建国事业联系了起来。
通过前两部分的讲解，我会帮你梳理清楚，帮助犹太人实现复国的这种“看不见的力量”，是怎么产生的。
第三部分，我们再来简单探讨一下，英国是怎么支持犹太人的，这给犹太人以及持续到今天的中东局势，造成了什么影响。
圣经与利剑 第一部分
好，下面我们就开讲第一部分，看看出于哪些文化层面的原因，英国愿意支持犹太人。
第一个原因就是相似的民族命运，造就了他们彼此亲近的心理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呢？英国人世代居住的不列颠岛和犹太人的祖居之地巴勒斯坦，离得非常远，在古代几乎是彼此隔绝的。
然而塔奇曼很有洞察力地找到了英国人和犹太人之间一丝非常隐秘的联系，那就是，他们都曾经被罗马人征服过。
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先后入侵耶路撒冷和不列颠，这两件事相隔仅仅八年，分别是由罗马的两大巨头庞培和恺撒领头干的。一百多年后，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动起义，又都残遭镇压。所以，可以说英国人和犹太人都曾经作为被征服的民族，处在同一个帝国的统治之下。
塔奇曼认为，这就是英国人容易从文化和情感上理解、亲近犹太人的第一个原因：相似的民族记忆，让他们在心灵上彼此接近。
而进一步拉近英国人和犹太人的，是基督教。
公元1世纪，基督教在诞生后不久，就传到了不列颠。“亚利马太的约瑟”被认为是最早在英国传教的人，这是《圣经》里的一位名人，他是耶稣的秘密信徒，他还有一项了不起的事迹就是，当耶稣殉难之后，是他把耶稣的遗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安葬了。
今天，英国有一处著名的古迹，叫作“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遗址”，它是英国最早的基督教堂，传说奠基人就是这位亚利马太的约瑟。这样算起来，早在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之前将近两百年，英国先民就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了。
那这跟犹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要说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渊源了，基督教是从犹太教里脱胎出来的，基督教的《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而《旧约》就是犹太教的经书，讲的就是犹太先民的事迹。
所以，随着基督教信仰在英国的落地生根，就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效应：英国人把《圣经》和他们自己的历史嫁接了起来，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圣经·旧约》里记载的那些犹太人的祖先，也是他们自己的祖先。
中世纪甚至直到近代，很多英国学者还煞费苦心地想要论证，英国人是古代犹太人的后裔。他们从《圣经》里找到了一个叫歌篾的人，认为他就是英国人的祖先。歌篾的名字出现在《圣经·历代记》里，他的父亲叫雅弗，被认为是所有雅利安人共同的祖先。雅弗的后人迁居到西北方，其中歌篾去了“外邦人的岛屿”。中世纪的英国学者看到这个记载就想，英国不就是处在欧洲西北的岛屿吗？就这样，他们就追认歌篾为祖先。
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会觉得，这英国人怎么这么糊涂啊？怎么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不知道，还要去《圣经》里认人当祖先？
这就是《圣经》影响力的体现了，《圣经》上说，所有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既然这样，那英国人自然就觉得自己也不例外，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其实不光是英国人，在中世纪，欧洲乃至所有基督教民族都对《圣经》深信不疑，认为这是上帝的启示——上帝说的，那能有错吗？
所以，英国人会把《圣经》里记载的人物，当作自己的祖先来看待。
这就是英国人能够和犹太人接近的第二个原因：基督教的传播，让英国人认同了《圣经》的世界观，把自己的民族起源追溯到《圣经》。
好，下面我们再说第三个原因：欧洲宗教改革时代，英译版《圣经》帮助英国摆脱了罗马教廷。
宗教改革，这是欧洲从中世纪迈向近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它的起点是1517年，德意志教士马丁·路德发布《九十五条论纲》，批评罗马教廷。这一下引起轩然大波，早就对教廷种种腐败和官僚化不满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分裂成了两个阵营。反对教廷的派别，统称为新教，而仍然支持教廷的，就称为旧教。我们今天说基督教，一般就默认是指新教，而天主教，指的就是旧教。
统一的欧洲宗教界分裂了，各个国家也要选边站。
1533年，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任命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英国宗教界的最高职位，在过去都由罗马教皇来任命，而这回由英国国王来任命了，这就标志着英国国王否定了教廷对英国宗教事务的管辖权，把英国的宗教权收归到自己手里。
亨利八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一般的书上都会提到一个大八卦，虽然本书中一笔带过，但我们还是有必要简单补充下。
话说亨利八世的第一任王后凯瑟琳，是西班牙公主，她的侄子查理五世，是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在当时的旧教阵营里算是最有实力的君主了，罗马教廷非常仰仗他的支持，因此也连带着看重凯瑟琳。而亨利八世后来出轨了，爱上了女贵族安妮·博林，想跟凯瑟琳离婚，这就需要教廷的批准。亨利八世屡次提出申请，可教皇怕得罪查理五世，以各种理由推脱不批，亨利八世一怒之下就跟教廷决裂了。
但是塔奇曼说，在英国的宗教问题上，亨利八世起到的只是推动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她认为，英国教会摆脱罗马教廷控制走上独立发展之路，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因为就像前面说的，到宗教改革的时代，其实英国人已经信奉基督教长达一千四百多年了，这甚至比罗马教廷的历史还长。所以在英国人心目中，他们信仰的源头是《圣经》的诞生地巴勒斯坦，而不是罗马。他们打心眼儿里认同的，也是《圣经》本身，而不是罗马教廷的一道道诏书、敕令。正是因为英国有这样的思想基础，亨利八世的这个大动作，才能推行得这么顺当。
1538年，亨利八世又发布了一项公告，要求英格兰的每座教堂，都备有一本英文版的《圣经》。之前罗马教廷规定的《圣经》标准文本，必须是拉丁文版的，不准翻译成其他语言，这样教廷就通过语言之便，掌握着《圣经》的解释权，或者说，掌握着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宗教法统。所以，宗教改革的一项重要诉求，就是号召各民族都把《圣经》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这样就能打破教廷的垄断。
早在1380年，英国的教士就尝试把《圣经》翻译成英文，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冒险的行为，被抓住就会被打成异端分子。而现在亨利八世顺势而为，推动了合法的英译版《圣经》问世。
到1611年，另一位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发布了钦定版的英文《圣经》。到这时候，对英国人来说《圣经》就彻底从一部外来的宗教典籍，变成了英国人信仰的、用英文书写的英国本土书籍了，当时的英国人把这个版本称为“我们的《圣经》”。塔奇曼援引了大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的话说：“这本书已经融入英国历史中最美好和最高尚的东西，成了不列颠的民族史诗。”
脱离罗马教廷，这使英国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宗教事务自主的国家，而这也是英国成长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关键一步。英译本《圣经》的问世，则更进一步强化了英国人基于宗教的自我认同，这两件事可以说是互为表里。
好，通过上面三个原因，我想现在你就能明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英国人和犹太人的精神世界，是怎么一点一点重合起来的。
了解了这个，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英国人在文化、精神、伦理这些层面，能对犹太人有那么高的认同，正是出于这种认同感，他们对犹太人的处境越来越萌生同情，特别是想到英国自己在历史上也曾经迫害犹太人，就更有一种愧疚感，所以近代以来，英国在政治上乐意倾向于犹太人。用塔奇曼的话说，就是“向创造《圣经》的民族偿还良心债”。
以上讲的这些，都可以归结为本书的第一个主题词：“圣经”，这也就是英国人支持犹太人的文化层面的动机。
圣经与利剑 第二部分
但英国支持犹太人，更有现实的政治动机。英国人在巴勒斯坦的一切作为，也是服务于他们的帝国战略的，这些就可以归结为本书的第二个主题词：利剑。
在中世纪，曾经先后有三位英国的国王或王子参加过十字军东征，这是英国人最初的试图染指巴勒斯坦的行动，不过十字军东征主要还是出于宗教目的，没有太多的政治考量。英国真正把巴勒斯坦视为帝国事业的重要一环，那还是18世纪后期的事。
18世纪的英国，已经成长为世界头号列强了，而巴勒斯坦还是一个落后地区，为什么英国还这么看重这里呢？
这是因为英国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地处海岛，资源有限，一旦某个大陆国家掌握了大量资源，就可能威胁到英国。所以，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战略思想就是：均势，均衡的均，势力的势，意思就是说大家要保持一种势力均衡的状态，谁也不能太强大，谁也不能掌握太多资源。
而巴勒斯坦地区，是欧洲通向中东的门户，如果某个欧洲强国控制了这里，就有可能通过这里向中东和北非扩张。所以英国尤其强调，在欧洲大陆上实力占优的国家，切不可让他们控制中东。
18世纪末，法国的拿破仑崛起，他进攻埃及，并以埃及为跳板继续北上，想从当时已经非常衰弱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手里抢下中东。这个时候英国就出手干预了，1799年，英国军队在位于今天以色列北部的阿卡要塞，跟奥斯曼军队联手，抗击法国。
这个情景很有讽刺意味，因为当年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正是英国的狮心王理查率领英法联军夺下了这座要塞，而现在英国人却跟当年敌人的后代联手，对付当年的盟友法国。
后来，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的支持下起兵造反。这时出于同样的考虑，英国再一次帮了奥斯曼帝国，对付阿里。甚至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联手帮助土耳其人抵抗俄国时，英国也有类似的战略考量，那就是不能让奥斯曼帝国被俄国打垮，以免俄国做大，无法制衡。
好，以上我们说的，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干涉，都是处于均势战略的考虑，英国在中东地区操纵平衡，目的就是不能让任何势力在这里做大，这也是英国一贯的战略思想。
而接下来，在1876年，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让巴勒斯坦对英国的重要性一下子又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这一年，英国首相迪斯累里用400万英镑，从埃及总督手里买下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成为大股东。
这条运河对英国可是太重要了，因为它联通的是红海和地中海，也可以说联通着印度洋和大西洋。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大量的财富和广阔的市场。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航线，本来是要经过南非的好望角，绕过整个非洲，但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这个航程就缩短了1/3，你想这能节省出多少成本。所以苏伊士运河这条航线，对英国来说就是连接本土和东方殖民地的生命线。
为了保障苏伊士运河的绝对安全，英国就需要控制运河两翼的地带。西南侧，英国把埃及收为保护国，但运河东北这一侧，也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就有点麻烦：当时这里还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前面说过，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英国人在几次紧要关头都力挺了奥斯曼帝国，但这个帝国实在是已经积重难返：对外屡败屡战；对内，也看不到一点儿英国人期待的改革迹象，仍旧是腐败低效，看起来随时可能散架子。英国要指望奥斯曼帝国帮自己维持巴勒斯坦地区的安全稳定，好像不怎么可靠。
而要是英国自己占领这里呢，也不行，一是师出无名，二是可能逼得奥斯曼帝国彻底倒向俄国，那又会带来新的麻烦。
所以英国想来想去，觉得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在这个区域引入一个跟自己关系好的第三方力量，帮自己稳住局面，那么这个第三方力量是谁呢？英国选中的就是犹太人。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小结一下，这一部分我们讲到的是本书的第二个主题词：利剑。
18-19世纪，英国在巴勒斯坦地区频繁亮剑，跟法国人、埃及人、俄国人都打过仗。他们这么做，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目的：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是为了均势战略的构想，不能让任何竞争对手在中东独大；而到1876年之后，就是为了更具体的利益，那就是保障苏伊士运河的航线安全。
为了保障苏伊士运河的航线安全，英国人想到了新主意：把犹太人的力量，纳入英国的帝国战略体系里来。就这样，英国的帝国战略和犹太人的福祉就联系到了一起，为了帮助控制巴勒斯坦，英国就需要扶植犹太人。
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这又对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下面的第三部分，我们就来讲讲这个问题。
圣经与利剑 第三部分
其实在19世纪初，也是出于上述的宗教情感和现实利益的双重考虑，英国人就尝试过组织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但当时英国人异想天开地希望能让犹太人改宗，放弃犹太教，改信英国人的教派。而众所周知，犹太人是宗教情感最强烈的民族之一，让他们改变信仰那怎么可能呢？加上当时作为巴勒斯坦主人的奥斯曼帝国也不太情愿，所以这个计划没能成功，虽然一些犹太人从欧洲迁居到巴勒斯坦，但并没有组成一个有自治能力的社群。
而到了19世纪末，形势已经不一样了。截至当时，犹太人流落世界各地，已经有一千八百多年了。因为宗教原因，他们在欧洲跟基督徒处得不太好，到哪儿都是二等公民，被排挤甚至被屠杀。犹太人终于忍不了了，决定不再过在别人国家里寄人篱下的生活，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它的发起人，是一位奥匈帝国的犹太裔记者，叫西奥多·赫茨尔，他在1896年出版了一本书《犹太国》，提出了建国的构想。赫茨尔的这本书和这个主张，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先声，他也因此被尊为“以色列国父”。
1897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巴塞尔开大会，会上通过了赫茨尔的主张。
后来赫茨尔到各国寻求支持，在1902年会晤了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虽然张伯伦本人对犹太人没有太多的好感，但是在赫茨尔的游说下，他还是支持了犹太人的复国计划。至于建国的具体地点，犹太人首选当年他们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巴勒斯坦。
再对照我们前面说的英国的战略构想，也就是他们需要在苏伊士运河东翼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战略缓冲带，这跟犹太人在这里建国的想法是一拍即合，所以英国人愿意支持犹太人。
1914年一战爆发，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国阵营，跟英国开战。这时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已经变成彻底放弃了，不再指望通过支持他们来保障苏伊士运河的安全，而希望在战后肢解它，然后由英国来重新规划中东的格局，寻找新的利益同盟。
英国人选择同时拉拢犹太人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但比较起来，他们还是更倾向犹太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有了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
《宣言》发布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拖家带口，纷至沓来，在巴勒斯坦地区越聚越多。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解体，但是英国并没有马上让犹太人建国，而是以托管的形式，直接统治了巴勒斯坦，已经迁居到这里的犹太移民，就在英国的统治下生活。
就这样，巴勒斯坦地区的形势，暂时稳定下来了。虽然很多问题还悬而未决，但当时的犹太人都对未来满怀憧憬，而英国的丘吉尔等政界人物，也都很看好犹太人的建国前景。
本书写到这里就结束了，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后来事情的发展并不太美好：1948年，英国结束托管，撤离巴勒斯坦，犹太人抓住机会宣布建国，这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但中东战争也随即爆发，直到今天，以色列跟各个阿拉伯国家已经打过大仗五次，小仗无数，中东的和平进程让人迟迟看不到曙光。
圣经与利剑 总结
好，讲到这儿，这本书的内容就基本讲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这本书讲的是以色列的建国史，并且侧重点放在了探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为什么能够获得英国的帮助。
塔奇曼通过梳理英国人和犹太人两千多年来的交往史，发现了两条线索：一条是文化层面的，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同化了英国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英国人愿意帮助他们；另一条是政治层面的，他们支持犹太人建国，符合英国人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所以英国人需要帮助他们。
不易察觉的文化动机，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动机，对应的就是书名里的“圣经”与“利剑”，这两种动力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帮助以色列成功建国的那股“看不见的力量”。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贝尔福宣言》在法理上并不完备，因为英国当时并没有实际统治巴勒斯坦，所以他们是把别国的利益，擅自许诺给了犹太人，相当于拿别人的东西送人情。这也埋下了中东问题的隐患。
而关于这些，身为犹太人的塔奇曼在本书中极少提到，所以，要更透彻地理解中东历史，还需要参照更多其他视角的书，以后我们也会为你选择更多这方面的好书。
